【佳作共賞】中等學校歷史科小論文寫作競賽第二名

遺失公文該死嗎？(下)

──從《淡新檔案》第11323案看劉銘傳現代化事務的執行

高三1李抒敏、鄭昕倫     

三、案情分析

　　一名負責傳遞文書的跑兵，因看似不大的私人問題：自僱友人代為傳遞功文，結果發生公文遺失，隨即又尋獲的事件，卻造成來自中央（以巡撫劉銘傳代表的台灣最高當局）與地方（縣廳等親民官署）兩大系統不同的處置觀點，其中原委如何，耐人尋味。以下即就建省前後地方與中央的思維、司法審判之不同作案情的分析。

(一)   公文處理時間與程序：

光緒十四年四月初二日發生的事件，在初四日旋即從北右營遞出兩份公文。公文可分成郵政路線（上呈郵政總局）、和地方路線（平移至縣廳）。兩份同樣的公文雖然同時寄送，但處理的日期卻相異甚大，以下為示意圖：

        從本圖可以發現郵政總局路線在十二日已完成給下級批示以及判決，十五日就公文下達，已完成事件的處理。而地方路線卻是擱置到十三日才傳喚被告錄口供，中間有九日其實是空窗期，要是期間站兵逃走，要追回也難。十五日上級的批示到達，但新竹縣對於事件詳細情形還不清楚，正在詢問北右營，可見在辦事程序上，地方的冗長與中央的迅速果決可見一般。

 （二）郵政總局與地方之衝突：

    台灣建省以前，鄉鎮街庄等地方事務，由衙門自當地遴選出菁英領導，這些菁英的身分是國家與社會的中介人。因為清政府並未積極治台，朝廷將部分權力下放之後，對地方的干涉減少，地方勢力變得較強勢。有時甚至官府、衙門等機構的決策，必須與這些領導人協商。朝廷與這些地方人士，常需仰賴彼此以得自身利益，可以視為共生關係。[1]

    台灣建省之後，時值中國大陸的洋務運動。台灣正待全新的變革，劉銘傳身為台灣省巡撫，具有改革的遠見，加上台灣的保守勢力較小，改革阻力少，容易進行。台灣位於中國重要的海防位置，劉銘傳欲使台灣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模範，積極建設台灣。

    劉銘傳認為台灣舊式的驛站郵務系統，已跟不上台灣社會變遷的速度，若文書往返未即時，將大為降低辦事效率。[2]1888年，因此向清政府提請設辦「台灣郵政總局」，改驛為郵，在當時中國大陸仍未有任何一間郵政總局，開設官辦郵局實屬創舉。為使郵政總局等諸項現代化改革順利推行，劉銘傳加強中央政令必達，削弱地方勢力，中央與地方之衝突因此而生。

 （1）思維的衝突：

在此案中，我們可看見第一五一號及一五二號（四月十六日），地方鄉紳及家屬為跑兵吳瑞啓向衙門陳情，請求開恩，衙門同意，是重是「情」甚於「法理」，而地方領導人的影響力可見一斑。相對於此，中央的郵政總局，卻是「法」重於「情」，下令將吳瑞啓就地正法。這是中央與地方在審理案件時，對「情」與「法」孰輕孰重的思維衝突。

    新竹縣廳認為既然文書已送達，而跑兵也非抱持怠職心態，情有可原，刑責可減。但郵政總局不滿的是跑兵請人代勞而延誤公文遞送一事，因郵政總局於光緒14年（西元1888年）正月三十日公布的章程條款中早已明令禁止，該章程條款節錄如下：

一、沿途旱路有站可稽，日有兩班，中有三時，既經按站加票、加價，無論風雨，定可到站，自無違諛。惟查沿途溪河間阻，或遇雨水積漲，不無阻隔。站夫積習，每逢耽誤要公，動行藉口疾病、水漲、天雨等情，此番改辦伊始，應責成該館官弁，隨實認真稽查，如遇春夏水漲時，水退即遞，不得藉詞延誤。

二、南北正站，每日卯酉兩班，接遞處所，應指定站地，以專責成。自台北總局發遞南路者：......竹塹城站卯刻發，限午未到後龍站……。以上各站，或收或發，或來或往，一體照限謹遞。如查核月報册內何站所遞文件程限不符，從嚴查究。

三、站途較遠者，宜設腰站，以恤兵力。……竹塹至後壠，無須腰站。……。

四、各站傳遞文信，每日分早晚兩班遞送。……。在早班遞送不準擱至晚班……。倘若晚逾早晚卯未兩時續行交到者，方准於下一班遞送。[3]

白紙黑字清楚列出跑兵吳瑞啓所觸犯之條款，所以郵政總局嚴格執法，將吳瑞啓就地正法。

    中央與地方看待案件的出發點不同。地方是舊式重人情─「從私」，由「為何遺失公文、延誤送遞」出發，而中央的立場則是以現代的「法律至上」─「從公」為依歸。

    四月十五日，上級要求新竹縣將站兵吳瑞啓斬立決，隔天衙門就有民眾聚集來求情，新竹縣聽罷覺得情有可原，於是十七日又再發了公文，希望上級能另判刑罰，以順輿情。但是在劉銘傳的施壓下，郵政總局再次重申斬決吳瑞啓的判決，絲毫不肯退讓，態度十分強硬。直到十九日，才動刑。

 地方與中央的衝突，顯然涉及當時台灣的民風與吏治的關係。地方官因為多為內地外派，任期多以三年為限，[4]因此與民眾接觸鮮少，關於教化、訴訟、辦理事務等，多以尊重當地仕紳，且以當地總理、[5]族親來處理，少有親自裁判，[6]因此在此案知縣對於鄉紳的乞求，覺得合情合理，便照以往的慣例，想就此息事寧人。不料，巡撫劉銘傳早就想改善台灣風氣，[7]樹立威信，以儆後人，對於地方的拖延，他態度強硬，直接干涉此案，不僅從巡撫衙門派兵處理，並要求所屬相關單位報告刑後過程。由此可看見當時地方與中央想法矛盾之處，代表新舊思維的衝突。

 （2）勢力的衝突：

    新竹縣廳挾地方士紳與民意向郵政總局陳情，但總局的態度強硬，屢次駁回，由此可知閩台分治之初，地方勢力仍強大，不過因組織架構的上下關係，台灣巡撫劉銘傳仍是握有最終決定權的。

    台灣郵政的主管機關是大清台灣郵政總局，較縣、廳為高，縣廳是各站[8]的主管，站內人員以軍事駐軍的「營級」派兵及任用。軍中掌握人事權，所以營級也是各站的主管機關，營之下為汛[9]。層級關係圖示[10]如下：

    由第一五六號（四月十九日）及一五七號（四月十八日）可知在處決跑兵吳瑞啓之後，家屬、同營兵僚聚集在衙門前抗議，台灣巡撫立即派遣軍隊鎮壓平反。這起郵政總局與地方之爭，劉銘傳勝。他積極治台，欲提升中央威望，削弱地方之意圖明顯且堅決。[11]

（三）閩台分治，環境大轉折的時代：

    由此案件內容觀之，請人代送遞文書、遺失公文一事，雖實屬有罪，但就過去慣例並不算罪大惡極，以至於斬首的處分。在郵政總局開辦、台灣建省之初，劉銘傳似欲藉跑兵吳瑞啓一案強化代表中央的巡撫權力，以收殺雞儆猴之效。試想若吳瑞啓身在之前的台灣，應是不會因此失去性命的。但因台灣正逢閩台分治、時代轉折、清政府開始積極治台的過渡期，許多事情無可避免的被放大看待，吳瑞啓就是在如此關鍵時刻下的犧牲者。

    為了使台灣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模範省，劉銘傳在台灣展開積極建設，並進行多項器物與制度的改革。而改革能否成功，仰賴台人與省政最高當局的合作，台灣的地方鄉紳勢力龐大，有的欣然投入，協助建設，但有的卻仍持著建省前固有的思維，部分與最高當局的觀點有所出入，產生摩擦。為了解決衝突，劉銘傳藉著強勢嚴厲的執法，在台灣現代化的過程中帶入「法律至上」的觀念，並增強中央勢力、削減地方權限。之後彰化發生抗議清丈定賦的「施九緞之亂」[12]，巡撫派軍強行介入鎮壓，於此《淡新檔案》11323案早已可預見其端倪。因為劉銘傳深深明白，唯有中央與地方密切配合，許多創新的改革才能順利推行，台灣也將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模範省。

叁、結論

西元1888年（光緒14年），閩台分治，台灣建省完成，劉銘傳任首位巡撫，開始積極治台。劉銘傳極為重視台灣的價值，整飭民風、軍紀、吏治等，厲行新政，並於此年開辦台灣第一個郵政總局。

    為使台灣煥然一新，最高當局許多革新政策，必然得仰賴嚴謹的法治、行政等制度。然而建省前的台灣，因清政府的消極治台，民間事務、糾紛等，多得仰賴地方官吏、仕紳、耆老等協助處理，自成一套規範，甚至形成「國有律法，民有私約」的情形，中央勢力明顯弱勢。為整飭社會，身為巡撫及郵政總局首長的劉銘傳，無可避免與地方勢力產生抗衡。

    中央與地方的衝突，例如處辦事件的著眼點、過程、觀點及目的的不同，可由《淡新檔案》第11323的內文得知。

        此案為民兵吳瑞啓遺失公文。對於此案，可知當時的郵政總局正在初步運作的階段，制度規範甫成立，能否徹底執行，確立公權力，成為此一新政成敗的重要關鍵。當新竹縣知縣欲依循傳統慣例處理，在公與私模糊界線中達成人情為重的解決方式，仍然不敢獨斷，而必須向郵政總局呈報此案。劉銘傳竟旋即判處吳瑞啓死刑，雖地方官認為他情有可原，但郵政總局態度堅決，絕不讓步。這不僅是為了以儆效尤，表示處理郵政公務絕不得怠忽職守，同時也表示中央向地方挑戰、宣示主導權的意圖。而當中，地方士紳、民兵聚眾抗議之事，以及不斷為民兵吳瑞啓求情的公文，也顯示地方勢力不容小覷。從郵政總局判民兵死刑，一併重責新竹地方官怠職之事，可知劉銘傳對整飭吏治、加強中央主導權的重視。肆、參考資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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