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下第一次段考前夕，我寫完人社營所要求的自傳與短文，把所有表件仔仔細細地釘在一起，寄往那所西子灣畔的大學。

高一下第二次段考前夕，我搭車南下，迎著南台灣特有的豔陽，到高雄參加面試。

那時候正逢中山大學中文系的古典詩詞創作季，他們在人文大樓外牆貼上綿延好幾公尺的宋詞創作。等待面試的同時，我饒富興味地讀著，每篇都是以古意盎然的書法寫就的，包括八聲甘州、永遇樂、虞美人……等等，直到輪到我要進去面試教室，我仍未讀完全部作品。

我會再回來的。我這樣對自己說。

五月中，我成為十一屆兩百名人社學員的一份子。然後七月到來，with knowledge, we served.

在營期中，我們每天都會聽三場演講，200個學員齊聚在逸仙館中上課，算是一種難得的體驗。主講的教授來自各個人文社科領域，有精神矍鑠，「大義凜然」地反問大家〝what is right? what is justice?〞的台大哲學系苑舉正教授；頂著爆炸頭，一上台就驚豔全場的台大社會系李明璁教授；有如古代書生手持摺扇，一談起媒體所創造的「恐龍法官」一詞就義憤難平的高雄大學財經法律系謝開平教授；有著驚人身世(她的祖父是楊逵)的東華華文系楊翠教授；告訴大家「綠野仙蹤其實是隱喻美國銀本位與金本位之爭的故事」的清大經濟系賴建誠教授……，每一位教授都用他們獨有的風範與觀點引導我們對各種議題的反思。

在keynote speech(整個營隊的開場演講)「挑戰霍布斯的大海怪」中，台大社會系的陳東升教授舉了一個實例要我們思考：懲罰是否在任何情況都有效？

有一所幼稚園的學童家長在接送孩子放學時普遍有遲到現象，由於必須確保孩子們都安全回家，老師們往往比原定下班時間更晚離開。為了改善這個狀況，教師們想出了一個方法：家長每遲到30分鐘就要罰20元。老師們萬萬沒想到的，罰款制推出後，遲到的狀況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更嚴重了。幾周後老師們不得已取消了罰款制，家長們居然反對。

為什麼訂立了懲罰卻效果不彰？原因就在於a fine is a price.一旦家長把老師額外的幫助當成可買賣的商品，也就破壞了雙方的社會互信互惠。原本遲到的家長們想必是愧疚的，然而改為罰款制後，遲到不再是一種道德感的煎熬，而轉變為一種可經由給予金錢而被寬恕的行為。與其說家長是花20元請老師充當保母，不如說家長是花20元輕易地賣掉了30分鐘的罪惡感。

東海社會系教授趙剛在名為「什麼是社會學思考?」的演講中提到了許多人們思考時常產生的弊病。比如說我們常存有「偉人的史觀」，認為社會現象是一個惡魔或偉人所造成的，事實上很大程度地是歷史造就他們，而非他們造就歷史。希特勒一個人無法造成猶太人大屠殺，而單單孔子也沒有辦法影響世世代代中國人的民族性。雖然我們習於稱孔子為中華文化的精神導師，但反過來想，又何嘗不可能是因為孔子的「愛有等差」理論正好吻合中國人日常的人際關係結構，兩者相輔相成其思想才得以傳揚至今？

另外，我們對於生活缺乏「間離感」。對於熟習的典範、現象、城市景象，我們像接受1+1=2一樣全盤接收，很少提出質疑。教授告訴我們，產生「間離感」的方法就是不斷對生活現象發問：「為什麼台灣人歧視東南亞籍國際移工？」(台灣本身也是一個移民社會)、「為什麼台灣人總是期待別人報導自己，可是新聞仍然只播報國內消息？」(如果每個國家都只報導自己怎麼可能容納國外消息？)從最高的憲法到電視播送的廣告，對現象及背後所代表的意識形態永遠預留存疑空間，方能發掘隱藏在社會底層的真相。

紀文章導演所拍攝的《遮蔽的天空》，是一部記錄由一群地方環保人士所組成的「反彰火聯盟」，面對台電公司欲在彰濱工業區設彰化火力發電廠的龐大壓力，力戰不竭的環境運動保衛戰的紀錄片。在看過這部片之前，我對環運的想法甚為膚淺，後來我才知道，其中有著多麼錯綜複雜的過程與不為人知的辛苦。反彰火聯盟不僅多次在公聽會上向台電與環保署陳情(弄到台電經理都認得他們了)，還要面對自己鄉親不諒解的眼光。有一回台電經理到當地的社區大學演講，一看到坐在底下的聯盟成員便臉色一變，不著痕跡地修改了講題，後來聯盟成員開始在教室裡發放傳單，經理大怒，雙方幾乎爆發口角；為了爭取民眾認同，台電廣泛贊助當地社團，一場場聯歡會、表演活動的紅布條上，高高掛著台電贊助的字樣；而聯盟同志們在立院前的抗爭現場，更直接被記者「暗示」要有「激烈畫面」才能被報導；影片所呈現的是如此的真實與荒謬，在那將近100分鐘不斷搖撼著我們的心。

影片結束後，全場不約而同地用力鼓掌，跑馬燈不斷滾動，直到整個禮堂由全黑轉為大亮，所有人都沒有停止鼓掌。 對大部分的人來說，那是這輩子第一次看完一部影片後，激動地整整鼓掌了兩分鐘。

當初報名人社營的原因，不外乎是覺得自己對人文學科有興趣，然而參加以後，我才發現它給我的遠遠超過當初參加的初衷。人社營最特別的地方是，演講後的Q&A時間絕對不是演講者一句「同學們，有沒有問題啊？」就草草帶過，許多的同學都能問出極有深度的問題，令我佩服不已。除了演講，我們還有小組討論課與影片欣賞。每天我都很期待討論時間，14個小隊員圍坐成圈，在博士生輔導員的引導下討論當日的演講課題，小隊員的想法都帶給我很大的收穫。我們曾在寢室中辯論中華文化與台灣的關係，在明淨的迴廊中討論分裂時期依法格殺向西德逃亡的人民的士兵在兩德統一後該不該被定罪，也曾在往餐廳的路上討論尼采的超人論，我們討論著許許多多我從來不曾想像過可以和同學們討論的議題。

在這充實的十四天中，我們幾乎每個晚上都寫心得寫到半夜一、兩點，在這傍海的校園，每天都浸泡在知識的海洋中，第一次如此全心全意地吸收反芻那些從未聽過的觀念與課題。關於這個世界，以及這個世界上的其他人，我們已想像與思考良久，然而直到這一天，我們才算真正看見。

我永遠記得，在營期最後幾天，三十多位北一女同學「應主辦單位(與廣大民意？)要求」在舞台上表演學校自編元氣舞的活潑；以及在營隊享用的最後一頓早餐，高雄中學幾十位同學列隊在餐廳外高喊：「高雄歡迎你」的熱情；為了給有如媽媽般的小隊輔導員Teary驚喜，我們在餐廳旁的書店買了小獎狀，一人寫一張「感謝狀」，在營隊最後一晚，我們全部躲在寢室的上鋪，還把燈關掉，一等Teary進門就高唱感恩的心；當Teary接到獎狀忍不住感動地紅了眼眶時，我們互相眨眼暗自慶祝作戰勝利。

高一的暑假，我認識了十四個新夥伴，也重新認識了人文學科，重新認識了我所身處的社會。

科學和人文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偉大，但人文的偉大常常被忽略。我想，我在人社營學到的最重要精神就是永遠不要忘記去了解社會，進一步改變社會。就像范雲教授說的：「冷眼看穿結構與行動之關係，熱情對社會的不平批判與介入。」為我們演講的教授幾乎都曾參與過野百合學運，他們期待我們做的，想必遠超過聽一場演講。

11屆的人社學員，未來可能在任何場合再見面，也許是在學術單位、社運現場、公聽會、政府機構與其他。然而無論是在體制內與體制外的耕耘，我們都會記得那年七月被點燃的熱情與那永遠的名字：

永遠的，人社人。

「國科會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是一個由國科會規劃，並委由台大、東海、中山三校輪流主辦，完全免費並針對高一生招生的十四天暑期營隊。學員必須通過書面審查並至主辦大學面試。今年已邁入第十二屆，由台大主辦。課程涵蓋哲學、歷史、文學、藝術、政治、經濟、社會、心理、傳播、法學等等，上課形式包含演講、小組討論課與電影欣賞。營期結束後，學員在高二寒假與升大一暑假可以先後參加由學長姊規劃的寒聚活動與在台大辦理的經典閱讀課程。